愛情婚姻：別讓“幸福”成為有名無實的時髦用語

      幸福一旦太廉價，追求幸福也就是失去了意義;滿足于廉價的幸福，透露的恰恰是真正幸福的可望不可即 

　　在網(wǎng)上看到一張照片，母女倆人坐在溪水旁的一塊大石頭上，脫了鞋子，把光腳翹得老高地在曬太陽，上面的標(biāo)題是“曬自己的幸福，讓別人來看吧”。這大概是配合眼下“談幸?！钡臒衢T話題，在報紙語言中追趕某種話語時髦。這樣使用“幸?！币辉~似乎正在成為一種新時尚。

　　一般人在說話中使用“幸?！币辉~，往往指主觀感受到的快樂和滿足，這種快樂和滿足取決于偶然、短暫的情緒體驗。在普通話語中這種用法司空見慣、不足為奇，也不必計較或當(dāng)真。但一旦上升為某個社會“幸福生活”或“好生活”的顯示或證明，那就成了一個問題。在和熙的陽光下感覺舒適快意，是狗是貓的動物都能感覺這種快樂，將此稱為只有人類用心靈才能感受的“幸?！?，不知道是在恭維還是在挖苦。

　　幸福一旦太廉價，追求幸福也就是失去了意義;滿足于廉價的幸福，透露的恰恰是真正幸福的可望不可即。作家張賢亮在一次訪談中說起自己當(dāng)右派時的經(jīng)歷，他先是說，“我個人最不幸的時候也是我們民族最不幸的時候”，接著又說，“勞改是很幸福的。有很多人想勞改而不得，懂吧，進去勞改，判幾年，你就在里面勞動就算了，有的人在外面天天要進行政治運動，天天要進行 批判，天天要為那一點票證發(fā)愁，我進去什么也不發(fā)愁了。那個時候中國有一段激進的時期，叫‘低標(biāo)準(zhǔn)、瓜菜代’，恰恰是勞改隊里面死人的比例比外面的人要 少，因為至少稀湯每天還有得喝”。

　　張賢亮說的“幸?！笔撬淖晕艺{(diào)侃和自我解嘲，絲毫不能證明他那個時代的社會幸福。索爾仁尼琴在小說《伊凡?杰尼索維奇的一天》中也說了一個類似的“幸?！惫适?。斯大林時期勞改營的犯人伊凡?杰尼索維奇?舒霍夫從前一天晚上起就覺得不舒服，有些發(fā)燒，他早晨起來，覺得頭昏眼花、全身無力，不知道這一天要怎么熬過去?？墒且惶煜聛?，居然過得非常順當(dāng)：沒有關(guān)禁閉，他們小隊沒有被趕去干最苦的活，午飯的時候賺了一碗粥，砌墻砌得很愉快，搜身的時候偷帶的鋸條也沒有被搜出來，晚上又從別的犯人那里弄到了東西，還搞到了煙葉。沒有生病，一天就這樣挺過來了，沒碰上不順心的事，“這一天簡直可以說是幸福”。 (來源：壹理網(wǎng)www.xinli001.com)

　　十八、十九世紀(jì)，英國思想家和社會改革家邊沁(Jeremy Bentham)用“幸?！钡挠^念，來推動當(dāng)時的社會和司法改革，在這之后的將近一個世紀(jì)里對很多思想家產(chǎn)生了持續(xù)的吸引力。幸福成為一種以改善民眾生存狀態(tài)為現(xiàn)實目標(biāo)的政治倫理?！靶腋！北挥脕泶?zhèn)鹘y(tǒng)政治哲學(xué)的“正義”，以區(qū)分具有普遍社會意義的“對”和“錯”。這個新的價值概念后來被用作為公共政策的導(dǎo)向。

　　這種幸福也叫“功利”：“功利，或者說最大幸福原則，它認(rèn)為，行為的正確性與其增進的幸福成正比，錯誤性則與其增進的幸福反面成正比。幸福意味著快樂與沒有痛苦;不幸福則意味著痛苦與缺乏快樂”。這是一個普通大眾都能理解，并能從自己的生活經(jīng)驗得到體會的道德原則，它的簡單正是它的力量所在。按照這個見解，一個人該做的就是使其快樂最大化和使其痛苦最小化;同樣，一個好的政策就是要讓盡可能多的人得到盡可能多的幸福。

　　邊沁的“幸?！惫髁x過于簡單，它的最大倫理困境之一便是忽視了幸福的價值問題，因為幸福常常并不是它自己的價值，幸福并不能自動成為“好”。一個社會的“好”并不只是簡單地生產(chǎn)幸福，還更在于公正地分配幸福。一個好社會里的幸福并不是所有個體幸福的簡單相加。如果一個社會中有的人特別幸福，而有的人特別不幸福，那么它的幸福分配便不公正。特別幸福的人并不能無視不幸福者的存在，用虛偽的“平均值”強行代表他們幸福起來。

　　而且，幸福也并不等于快樂或滿足，幸福的觀念需要包含區(qū)別不同快樂的價值標(biāo)準(zhǔn)。另一位功利主義哲學(xué)家彌爾(John S。 Mill)對邊沁的幸福觀做了修正，他指出，“野獸的快樂并不能滿足人類對幸福的種種念想。人類具有比動物的欲望更高級的能力，而且，一旦意識到這些能力，人們就不會將任何并不能令這些能力得以滿足的事物視為幸福?！币虼?，曬太陽或者在勞改營里喝稀湯并不是屬于人類的那種高級幸福。

　　從二十世紀(jì)后期開始，許多經(jīng)濟學(xué)家和社會科學(xué)家在討論好生活時，開始用別的概念來代替“幸福”，因為別的概念比幸福更具體，也更便于評估，不像“幸福”那樣幾乎完全取決于主觀感受的、難以界定的“快樂”。他們有的認(rèn)為，需要用社會政策來公正分配的不是“幸?！?，而是“錢”。錢直接反映為“收入”，在貧富懸殊的社會里，分配不公在收入上表現(xiàn)得最為清楚。當(dāng)然，除了表面的收入之外，還有灰色收入和隱性收入，因此要求官員公開收入和財產(chǎn)便成為維護社會分配正義的必須政策。社會改革如果只是籠統(tǒng)地高談提高人民的幸福，而不能涉及“錢”，尤其是權(quán)勢階層的錢的問題，那便只能是一種空洞、虛偽的口惠。

　　還有的經(jīng)濟學(xué)家，如諾貝爾經(jīng)濟獎獲得者阿馬蒂亞?森(Amartya Sen)認(rèn)為，“幸?！辈⒉皇巧鐣叩淖罴殃P(guān)注點，甚至連 “錢”(或“收入”)也不能客觀測定一個社會的分配是否公正。這是因為錢并不等于購買力，錢的增加(如漲工資)可能是為應(yīng)付嚴(yán)重社會問題(物價漲得太兇)而不得不采取的補救措施，根本不能提高購買力。人們漲了一點工資，但卻無助于減少漲價造成的擔(dān)心和精神壓力，說明他們在意的是購買力，而不是錢本身。森對“好生活”所提出“能力”評估被其他社會學(xué)家擴展為包括消除貧困、提高社會福利、自由、教育、健康、食物安全、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等具體的社會發(fā)展方面。關(guān)注普通大眾，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的這些具體發(fā)展需要，同時堅持有的幸福比其他的更有價值、更能持久、更值得追求，這樣才能避免把“幸?！弊兂梢粋€空洞、廉價的時髦用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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