評審：拆遷富翁們的悲喜劇

　　走過50歲的人生路口，何亮(應(yīng)被采訪者要求化名)覺得自己已經(jīng)看透世態(tài)炎涼，接下來的日子就聽天由命了。

　　何亮住在北京小湯山附近的一幢6層的小產(chǎn)權(quán)樓里。在鄰居們的眼中，他不過是一個說話和氣的老北京人。鄰居們不知道，這個個子不高，身材有些發(fā)福的中年男子，就是前不久電視里說的“一夜暴富的村民”。因為拆遷，一些村民獲得了補償數(shù)百萬元，甚至上千萬元的補償款令人眼紅。何亮獲得的拆遷補償款是兩百多萬元。這筆錢曾令他一想起來就感到滿足，但這種滿足感并未持續(xù)多長時間。實際上，正是這筆錢，造成了何亮現(xiàn)在的尷尬局面———與幾個哥哥姐姐斷了往來;拿著大部分拆遷補償款的妻子，與自己離婚后另嫁他人;唯一的女兒來看望自己時，還生怕讓母親知道……

　　得巨款惹禍上身

　　何亮在家排行老小，也是同輩中文化程度最低的一個。小時候，因為家里窮，他小學(xué)都沒念完，以至于到了現(xiàn)在，也沒能認(rèn)識幾個字。何亮的父親去世得早。與離開村莊的哥哥姐姐不同，何亮留在家中四處找活干，同時照顧年弱體衰的母親，直到1995年年底，母親去世。在何亮看來，兄弟姐妹之中“就屬我受罪大”———給豬剁菜時，把手給切到了;在池塘里撈浮萍，打算賣給鴨場作飼料，結(jié)果差點兒淹死;拉木頭掙錢，木頭垛倒了，晚走一步砸中了自己……

　　就在日子看起來像是被種種不如意塞滿時，何亮的生活出現(xiàn)了轉(zhuǎn)機。一段自由戀愛后，何亮與同村的姑娘劉靜(化名)結(jié)婚了。夫妻倆嘗試著做各種買賣來賺取生活費。后來，何亮發(fā)現(xiàn)，到村里來租房的外地人多了起來，他便把五間老屋翻建，騰出來的空屋租給這些外地人。最好的一個月，僅房租一項，何家就有7000余元的進(jìn)賬。

　　更令何亮欣慰的是，雖然哥哥姐姐都成了體面的城里人，但他們并沒有忘記村里的家。母親在世的時候，哥哥姐姐每月都送來贍養(yǎng)費。雖然母親去世時未留下遺囑，但幾個哥哥姐姐都聲稱要把父母留下的房產(chǎn)給他。2002年，村里拆遷，何家獲得200余萬元的拆遷補償款，何亮喜滋滋地領(lǐng)回了這筆錢。

　　就在何亮以為日子將在平靜與富足中度過時，一紙不期而來的訴狀將他推入生活的漩渦。2004年，原本聲稱把房子留給小弟的哥哥姐姐突然起訴何亮，要求各獲得10萬元。當(dāng)與手足對簿公堂，何亮說，自己憤怒得幾乎說不出話來。“在起訴我之前，他們(哥哥姐姐)從沒和我商量過。”經(jīng)過一審、二審，何亮的哥哥姐姐每人被判獲得7000余元的拆遷補償款，與10萬元差了一大截。這無疑是何亮眼中的“勝利”。2005年，拿到終審判決書的他，像辦喜事一樣，大宴村民。但這也讓他與哥哥姐姐徹底撕破了臉皮。

　　不過，何亮最終只得到了30萬元。在與哥哥姐姐打官司之前，為了保全拆遷補償款，何亮在與妻子商量后決定“假離婚”，補償款歸在妻子名下。夫妻倆的如意算盤是，如此一來，即使是官司輸了，哥哥姐姐也無法從何亮這里拿到錢。

　　何亮未曾料到，離婚弄假成真。最終，還是通過法院的調(diào)解，何亮才從前妻那里得到了30萬元。加上拆遷時村里“分家底兒”，他總共拿到手40多萬元。此后不久，前妻再婚，何亮也與她斷了聯(lián)系。

　　住新樓成情感孤島

　　何亮花了20萬元在小湯山買了一套50平方米的小產(chǎn)權(quán)房。雖然房子不大，但是何亮收拾得很干凈。他把老屋里的一些瓷器和一套俄羅斯“套娃”擺在了靠墻的展示架上。老實且講究是律師聶世國對何亮的印象，聶是何亮上訴時的代理律師。

　　曾經(jīng)，何亮在村里的人緣還不錯，也有些經(jīng)常走動的朋友。但拆遷后，他們散落在北京，彼此聯(lián)系得少了。至于現(xiàn)在的鄰居，何亮說，他們只是點頭之交，頂多在樓下曬太陽時閑聊幾句。

　　“現(xiàn)在，你要說去誰家串門兒，誰家都收拾得那么干凈，可不像從前那么隨便了。”他說。

　　因為孤單，何亮想過再婚，“找個心眼兒好的”。但別人介紹的幾個，他都“瞧不上”。最近的一個，雖說比自己年輕幾歲，但他覺得對方“嘴里臟字兒太多”。

　　偶爾酒醉，何亮還念叨前妻的好。盡管他至今認(rèn)為前妻與自己離婚有“下套”之嫌，但某種意義上，她也是幫自己打贏官司的功臣。如果不是前妻勸自己上訴，“就得把錢分出去了”。他說。

　　現(xiàn)在的何亮，就像是一個情感孤島。孤單的感覺在他剛到小湯山時分外強烈，但逐漸，也習(xí)慣了一個人的生活。平日，他自己做飯，一天兩頓。這幾年過年，他吃的餃子不再是自己包的，而是從附近超市買來的。

　　“沒事就睡覺。”何亮說，這是他打發(fā)時間的辦法。抽煙的習(xí)慣也沒有改，不過更沒人管了，“一天一包。”何亮對記者說。

　　好在女兒還會抽空看望自己，這讓何亮多少有些慶幸。除了帶何亮去外地旅游，女兒偶爾也會塞給父親一些錢。但這都是在何亮的前妻不知情的情況下。女兒的車是前妻買的，生活上也常得到前妻的資助，唯一的條件是不要再和父親來往。

　　記者問及對親情與金錢的看法，何亮一時語塞，“沒必要”，之后，他停了停說：“最主要的是金錢。”

　　過生活今不如昔

　　如果老屋沒有拆遷，何亮覺得，自己肯定還和前妻在一起，至少可以開個小店專心做生意，日子應(yīng)該是越來越殷實。但現(xiàn)在看來，這只能是一個夢了。

　　何亮手里的錢剩下不多了，但他不想坐吃山空。他聽說過村民拿到拆遷補償款后大肆揮霍的傳聞，“擱我可不這么干，沒那個必要。”他說。

　　幾年前，他從別人口中得知，買基金是“錢生錢”的一個辦法。于是他在基金上做了一些投資，盡管他并不明白究竟是怎樣“錢生錢”的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買了哪兩只基金，只記得“一個是兩塊多買的，一個是四塊多買的”。“現(xiàn)在估計全被套在里面了”，他有些懊惱———最近，他總是聽說基金的表現(xiàn)不好。

　　除了投資，何亮還嘗試過拉黑活兒。3年前，他花10萬元買了輛紅旗車。但很快發(fā)現(xiàn)，拉黑活兒的收入還不夠付油錢的。于是，又把車停在樓下，很少再開。

　　這幾年，雖然沒干成一件事，但這也給何亮很多時間回憶。他對《法治周末》記者說，有時候想想，還是“上樓”以前的日子好。“雖然大家都在農(nóng)村，住著平房，但日子過得踏實。”

　　除了回憶過去，何亮對未來并沒有明確的打算。“日子嘛，就這么過唄。”

　　但他有時也會流露出“心有不甘”的情緒———“要是再有50萬元就好了。”他說，“我沒想多要，50萬元我知足了。”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，他說，只是希望花錢時，自己“不再提心吊膽、不再摳摳縮縮”。

　　而50萬元究竟要怎么花，對何亮來說，仍然是個問題。他的財富觀是：有錢的越有錢，沒錢的越?jīng)]錢;沒錢人想變有錢人，除非他有本事。他覺得自己屬于沒本事的人，“一輩子吃了沒文化的虧”。